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段九如孙雪梅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张斌
白天上班，中午休息回家泡豆子；下战书4点半放工，回家磨豆浆，晚上做好灌进暖壶。老杨已经养成习惯，晚上9点多睡觉，早上天不亮就起床送豆浆。
一次雨天送豆浆，老杨一跤摔进泥坑，膝盖破了，暖瓶也破了。“老客户”们这天没喝上豆浆，纷纭关心地到他家去看望，回报一份暖和。
村里人给老杨统计了一下，一年下来光黄豆就须要300多斤，豆浆机前后用坏了5台，暖壶买了十几个。大伙逗他说：“您老这会计没给自己算算账，花了多少钱啊？”老杨说：“甭管多少钱，难‘买’大伙快乐啊，我这样很空虚，也很快活。”
杨万俊在村里的众位老人眼前许诺，“当前我还给您送，只有你爱喝我就始终送下去”。
2006年，老杨领到了作为上一年度经济普查“进步工作者”的奖品――一台乡政府发的豆浆机。自己平时也没什么事，豆浆机放着不必又挺惋惜，他便萌生了自掏腰包为村里新中国成破前的老党员跟孤老病残职员做豆浆的主意。
11月18日，清晨6点，夜色还未退去，天空下着毛毛雨。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73岁的杨万俊像平常一样，打着手电筒，拎着两个暖壶，开始为同村的20多名老人逐一送上热腾腾的自制豆浆。第一位“老客户”习惯性地掀开棉窗帘，递出一个瓷碗。倒满一碗豆浆，寒暄多少句后，老杨又提着两个暖壶，走向村西头。每天如斯，一送已是6年。
杨万俊的老伴20多年前逝世，儿女在城里忙事业。老杨身材很好，在村里茕居当会计，但并不是富人，一个月五六百元的收入，加上300多元的低保，良多钱都花在买大豆、更新豆浆机上了。他家里最打眼的电器，就是一排豆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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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天天清晨，水峪村的山路上，都有一个送豆浆的老人的身影。时光越来越长，曾经说老杨“作秀图名”的人们，也啧啧称颂起来。
刚开端送豆浆，80多岁的二叔杨天伯误解他是想“赢利”，把钱掏了出来；老婶子史俊花摸着他的头，问他是否发热。很多白叟喝着杨万俊送来的幽香豆浆却很不“安心”，“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即使是本人的子女，也未必能在凌晨送来碗热豆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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